由于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一个报道，富士康将记者和记者的主管告上了法庭，而且要求远超出个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偿。现在这个案件，已经被受理，据说记者的财产已经被法律“保全”。同时，各媒体几乎全线支持，大量的同情者也通过博客、论坛或其他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搜狐还成立了媒体人支持联盟（媒体人联盟-支持王佑翁宝），号召每人捐款100元。
同时搜狐IT还开设了博客专题富士康向记者索赔，此前搜狐财经也就做了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专题。
记者成为被告，确实很突然，因为我们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，对所在行业不是十分了解，就可以大写特写，传播一些“传言”，甚至无形中成了某些企业公关部分的免费“枪手”（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收黑钱的）。正因为如此，河南媒体和陕西媒体在“收过路费导致司机自杀”事件的报道截然相反，在“凯雷收购徐工”案件中也出现了新华社记者相互质疑的现象。当然编辑和记者的主流还是好的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也是一份有看头，也值得信赖的媒体。
富士康能成为原告，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。因为富士康是一个典型的代工工厂，其产品大都并不直接面向市场，而是成为苹果等公司的产品，以它们的品牌推向市场。就是说，它们不需要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，而只是面向将产品交给它们OEM的公司。从这一点讲，即使有负面报道，富士康只要能给出客户可以认可的解释，对其业务影响并不大。3000万名誉损失最终讨的只是一个说法，其告记者也符合郭台铭的性格（这是竞争情报的决策者心理分析的应用，又借机宣传了一下我的竞争情报研究，SORRY）。
在这个事件中，记者的报道不能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尽管记者做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，但还是有一些不够全面的地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即使富士康想告，法院也很难受理。这个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都会促进我们媒体记者素质的提高，促进一批可以做为媒体品牌的权威记者阶层的出现。
作为记者所在的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果断地站在了记者的后面，非常值得称赞。事实上，如果按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和作为，成为被告的也应该是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，而不是报社的记者，因为写文章属于职务行为，也经过了层层审核。富士康选择了记者作为被告，肯定有其原因。
走向法庭并不意味着什么，前两天一个朋友的母亲也由于和邻居的纠纷最终寻求了法律解决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现在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，无论是 “权”，还是“钱”，都没有“法”大。如果需要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法律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，无论是原告，还是被告，都应该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权益。
此案的审理估计会需要漫长的时间，作为被告的记者及其所在的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要有心理准备。同时，即使成为被告，也要尽量减小其对自身正常业务的影响。否则即使最后在诉讼中获胜，也是得不偿失。
另外预计一下最终的结局：最终很可能是漫长等待后的和解。
通过诉讼——
富士康不再神秘，成为一个公众企业，而且其运作更加规范（苹果已经提出了要求，社会会对其更加关注）。
促进媒体对记者品牌的塑造，出现一批经验丰富、知识全面、笔锋犀利的品牌记者（很可能两位被告都位列其中）。
当然，此案还有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，中国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挑战，劳动力成本提高速度加大，促进中国经济模式从生产向研发转变，增长从资本拉动向技术拉动转移。至于这是好是坏，是不是有点速度太快了一点，只能留待历史评判。
发表评论